【2020遴选案例分析】武汉：千年防疫史(4)

具体到武汉市，流动人口所患疾病以传染性为主，本世纪人类的疾病谱已由以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为主转变, 而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尚未完成这种转变。[16]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导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市民，而其患病的主要原因则是传染病，这对于城市传染病防治有不利影响。

湖北各地市州按照经济实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毫无疑问是武汉，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财政实力，抑或文化影响力都是湖北省首屈一指的，承担了湖北省大部分的国家任务;第二梯队是宜昌和襄阳，目前湖北省主力打造的两个副中心城市，GDP均在4000亿元以上，在中部地区除省会之外的地级市当中名列前茅;第三梯队则是其余各地市州，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都弱于其他三个城市。与此同时，武汉还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再加上春运期间的人口大流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传染病风险等级。

总之城市的发展让防疫更容易，而城市的问题则让防疫更难了，所以城市与防疫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不能因为传染病的爆发而限制城市的发展，而应该更多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的问题当中。这一次武汉市疫情所暴露出来的公共管理的问题、应急管理的问题、流动人口管理的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统统都是许多城市都具备的问题，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是武汉，因为武汉集聚了大量的人口，以及频繁地人口流动，并且其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必然是武汉吗?不必然是武汉，因为武汉的问题并非只是武汉的问题，武汉只是被撒旦随机选中的城市，而病魔又借人口体量、便利交通而肆虐蔓延而已。

参考资料：

[1]龚胜生 刘杨 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7月

[2]龚胜生 刘杨 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7月

[3]邓宏亚：《从清华简<楚居>探楚王“徙郢”原因》，《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10月

[4]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中华医学史杂志》，1997年1月第27卷第1期

[5]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中华医学史杂志》，1997年1月第27卷第1期

[6]陈旭：《明代医生群体在瘟疫之际的社会救助活动》，《中华医学史杂志》，2012年3月第 42卷第2期

[7]严忠良：《明清时期鄂东医学重地》，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月第17卷第1期

[8]该章节主要内容引自2005年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云学位论文《1840—1937年间两湖地区瘟疫初探》

[9]刘利民 李君：《辛亥革命后近代武汉卫生事业的发展》，《兰台世界》2012年11月上旬

[10]刘元：《近代(1888—1938)武汉善堂发展与慈善事业述略》，《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31卷 第5期

[11]石松：《近代武汉基督教慈善事业述论》，《商品与质量》2012年7月刊

[12]杨昌润 聂绍发：《2010-2016年武汉市硚口区居民死因分析与寿命损失研究》，《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9年1月第35卷第1期

[13]龚胜生 龚冲亚 王晓伟：《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1月第30卷第1辑

[14]程明梅 杨朦子《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25卷第7期

[15]丁宏 成前 倪润哲：《城镇化的不平等、市民化与居民健康水平》，《南开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16]张洪涛 陈迎春：《武汉市外来流动人口患病情况分析》，《医学与社会》2006年3月第1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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