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遴选案例分析】武汉：千年防疫史(2)

而对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来说，自然环境的恶劣让楚人对神灵有着更多的依赖，使得祈福祛灾的巫文化成为楚文化有别于中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文学体裁是自成一体的“楚辞”，也是发源于祭祀时所用的巫歌。在屈原创作的《离骚》当中也提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说明佩戴一些气味特殊的草药香囊是当时楚人驱虫防疫的办法。

这种乞求神灵的防疫措施自然无法有效防止疫灾的发生，所以古代疫灾应对的主要措施依然是治。传染病治疗首要要求是隔离病人，保护易感人群。有学者从甲骨文的字体字形当中证实，“我国至迟在公元前1350年左右就已建立了传染病的隔离安置机构。”[4]而湖北地区最早明确记载疫灾治疗的文字材料是1975年，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一条条文条条 文 记 载 ：“城旦、鬼薪疠，何论? 当迁疠迁所。意思是受到城旦 、鬼薪处罚的人，如果得了疠疫 (当指麻风病 )怎么办? 应当送到“迁所”去 。[5]即是发现疫情需要将病人隔离。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2年)， “民疾疫者，合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正史中首次记载传染病的收容治疗机构，主要是针对急性传染病而设的专门医院。东汉时，设立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唐代的寺院医学十分兴盛，全国各地的大寺院多置病坊。两宋时期，除朝廷和地方政府在大疫之时就地设有病坊之外，地方绅仕亦或出资捐建，如苏轼在杭州以私帑和 朋友捐资，置“安乐坊”以收容病人。

除了这些收容、隔离的医疗设施之外，医疗人才也是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中医被称为“经验医学”，其最大的经验来源即是治疗瘟疫当中取得的。比如“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其时代背景则是东汉时期的疫灾流行。而张仲景活动的区域以现在的河南南阳为主，靠近湖北襄阳，恰符合东汉时期湖北地区疫灾的空间特点。

以明代为例，明代瘟疫救助的医生加以归类，可以分为以医谋生的职业医生和非以医谋生的通医人士。职业医生又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其中民医，也称之为“医户”，是选拔官医的来源。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官方医疗体系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医户。[6]而在官医之外的是大量民间通医人士，明清时期湖北疫灾大多发生在鄂东地区，而恰是这一时期，鄂东地区名医辈出。[7]

而直到晚清时期，西方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关于传染病的防治才从神鬼作祟脱离出来，成为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这成为的防疫的主要手段，而这与西方的差距也不过半个世纪。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家动乱不断，公共卫生体系的真正的建立还需要等到1949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以武汉为代表的大城市已经开始先期的探索。

近代：武汉是如何防疫的?[8]

1861年3月，汉口开埠，英国在此设立英租界，建立通商口岸，打开了武汉建设现代城市大门，武汉防疫检疫体系也随着贸易的发展逐步建立。1902年，汉口江汉关开始对外国商船进行检疫活动。为了进一步规范检疫活动，1904年，江汉关税务司发布了《江汉口防护染疫章程》，由一英籍医生对发生疫情之船只进行检疫。医师在检疫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任何疫情的检验、判断、处理都必须经由其手。

当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瘟疫极易通过交通工具传播，而且对外的贸易具有更大的风险。而江汉关是很早就开放的通商口岸，也就引起了政府更多的注意。1905年汉口江汉关开始报告汉口地区的疫情。1910年，东北地区鼠疫流行，为防止鼠疫通过铁路传入汉口，湖北地方政府在京汉铁路汉口大智门站和广水站各设防疫办事处、防疫公所各1所‚在广水设临时隔离医院2所，成为武汉最早的防疫检验机构。

民国时期，政府意欲打造更为庞大的全国公共卫生体系，武汉自然也是被纳入其中。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卫生部组织法，在卫生部下置专门的防疫司来掌管防疫事务。1930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中央防疫处的设立把当时对时疫的病理研究和抗体制造等理论性和实验性的活动分立出来同预防时疫活动的具体实践相区别。政府防疫更具备科学性和理论性。

民国政府除了在中央到地方建立专门的防疫机构以外，在交通部门也颁布了多个相关的防疫规则，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自然是防疫的重中之重。

1926年汉口设立卫生局，将“乃取治本政策，一切从预防方面着手”确定为制定的《卫生行政计划》的方针。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临时的预防接种站，开展预防接种牛痘，预防天花。1940年春，三镇共接种62.15万人。还是设立卫生实验所、食物检查所和卫生巡警。同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至1937年春，三镇各项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初具规模”。[9]

1937年，长江沿岸流行霍乱。武汉政府对出入境人员实施强制性预防注射并颁发注射证‚欲出入境者须凭出入证购买车船票。一旦发现染疫者，立即送往省立临时防疫医院隔离治疗，并对发现现场进行消毒。其应对措施与现在相差无几。重点都是放在切断疫病传播的途径‚同时尽可能地使易感人群远离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的形成和扩散。

与此同时，伴随武汉城市的发展，武汉的医疗队伍也稳步增长，特别是现代医学队伍从无到有。辛亥革命后，三镇西医院、诊所迅速增加，1937年，西医院、诊所168个，病床达1831张。在武汉三镇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平均每千人口有病床1.48张，而卫生技术人员0.62人。极大地提高了武汉市在应对疫情发生时的医疗能力。

据《武汉市志·卫生志》记载，1932年到1936年，威胁武汉三镇居民健康与生命的主要疾病是天花、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1932年其死亡占比高达60%。而这些急性传染病很大程度与城市公共卫生条件相关，因此，民国时期，武汉地区推出了减少传染病疫情发生的诸多措施，包括提供卫生饮水，妥善处理城市垃圾、解决化粪问题，加强清道工作的管理，提倡民众开展卫生清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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