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遴选案例分析】武汉：千年防疫史(3)

而除了官方机构和组织以为，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是民国时期防疫的重要助力。首先是新闻媒体机构在疫情报道，卫生知识普及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1919年出版的《申报》登载了“流行性感冒病之防治谈”一文，谈到防卫流行性感冒病的一些常用方法，包括减少集会，避免与咳嗽、喷嚏的人正面接触、不接近已染疫之人等等。

其次是各类慈善组织积极参与防疫和医疗救助活动。据史载，武汉在明清时期广建善堂，到1840年，前后达50多个，分布三镇。善堂之社会救济工作按照其从 善的缓急程度可分为日常施济和灾异赈济。日常施济工作当中的施棺收埋、送诊施药都是防疫工作当中的一部分。1929 年，汉口、汉阳送诊送药的善堂有55家，占善堂总数的75.3%，其中汉口慈善会、济生、安善、培心、保安、开化、潜仁等善堂每日门诊100余号，多则300余号。[10]汉口开埠之后，随着列强一起进入的还有域外宗教组织，为了吸引教众，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教会开展了各项慈善事业，其中就包括开设医参与社会救济。[11]

尽管有这些防疫措施和防疫体制的建设，但是近代中国，风雨飘摇，一个不稳定的国家自然没有办法建立起稳定的防疫体系，而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其面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更大，从1911年辛亥革命，武汉几乎每隔几年就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当中的重大战争。

直到1949年之后，稳定的社会秩序，武汉的卫生防疫才算是进入了正规，伴随着国家消灭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武汉市居民死亡原因的排序当中，传染病的位次逐年降低。以硚口区为例，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损伤和中毒是硚口区居民死亡的前5位主要死因，占合计全部死亡构成的 85. 03%。[12]而传染病则位于第9位，与1932年传染病60%的死亡占比，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SARS疫情之后，我国建立起来了更为完善的疫情预防体系。面对今年疫情之严重，外界不免疑惑，为什么?为什么是武汉?

大都市，让防疫更难还是更易?

几乎所有关于古代疫灾的地理研究，最终都会得出相似的结论，那就是疫灾的流行与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性都有着密切关系，疫灾中心与城市规模关系密切。[13]古代城市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中心的作用，而到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城市化，城市逐步拥有了更多的中心地位——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中心等等，每一种中心都意味着人口的集聚和人口的流动。比如英国伦敦，在工业革命之后，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霍乱疫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程明梅和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杨朦子利用200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 31个省、市、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对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镇化率每增加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 2. 48%。[14]

现在的武汉人口集聚的规模以及人口流动的速度已经数十倍于1848年之前的伦敦，但是在传染病风险系数和危害程度上，武汉的传染病风险是不是就远大于百年前的伦敦呢?并不尽然。

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传染病发生的三个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所有防疫工作都是围绕着三个部分展开的。城市化的发展让传播途径更加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疫》写到，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此次发生在武汉的疫情，确实充分体现了大规模城市化之后，爆发疫情的严重程度。武汉市的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在武汉市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前，从武汉流出人口大约500万，在加上武汉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经过武汉换乘的人数会更多。武汉在疫情爆发初期未能有效控制疫情，从而导致传染源增多，再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传染到了全国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此次疫情的易感人群是所有人，更加重了疫情的严重程度。

确实城市化在一方面提高了传染病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但是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城市化也是减少传染病爆发的可能性和危害性的重要手段。首先现代医学的发展是城市化带来的重要进步。正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关于传染病爆发的原因才找到了根本的原因自然可以精准防疫。例如英国医生约翰·斯诺证明，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饮用水来传播的。他追查到1854年伦敦霍乱爆发的根源，是一条街道上已被脏水污染的一台水泵。他的研究表明，向各户人家供给纯净饮用水十分重要。

同样城市的发展带来人口的集聚，而人口集聚带来的是思想的交汇，从而引发了科技革命，其中就包括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毒学能领域的发展。疫苗是目前防治传染病的重要手段，而大规模的疫苗研制也是在城市大发展之后的。此次武汉疫情当中，武汉病毒所在短时间内就确定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这恰恰也是后续疫苗研究的基础。而此次疫情防治当中，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AI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更是提高的防疫的效率。

所以说武汉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并不是城市化的问题，或者大城市的问题，而应该是城市管理的问题，涉及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政策、规划、卫生防疫体系、卫生习惯、信息透明等多个方面，甚至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

防疫最根本的方式还是减少传染源，也就是在最开始就隔离细菌和病毒。霍乱是因为不纯净的饮用水导致的，而提供干净清洁的饮用水就可以直接隔离霍乱病毒。鼠疫是跳蚤和老鼠传播的，做好城市清道工作以及个人卫生，减少老鼠滋生，清除跳蚤，自然减少了鼠疫爆发的可能。疟疾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清除城市污臭水体，加强灭蚊工作，也是防止疟疾的重要方式。而这些都有赖于城市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城市规划的精细化。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当中还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户籍问题，同样是影响了中国城市防疫的工作。户籍的不平等带来了不同户籍人口在城市内享受到了不同的社会服务，由此对于公众健康以及疫情防控带来不利影响。有研究发现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损害了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户籍制度，尤其是其背后隐藏的巨大社会福利差异，加剧了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对农业转移人口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而市民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弱这一不利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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